9月21日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揭牌。作为教科文组织首个聚焦STEM的一类研究所，为何落子上海？释放什么信号？
“这既是对中国在STEM教育实践上整体成就的一种承认，也是全球教育治理格局转向的重要信号。”同济大学STEM教育智库研究员张端鸿认为，这表明，国际教育舞台已经不再局限于欧美的单一经验，而是开始吸纳不同社会制度与教育中的多元样本。在此意义上，上海的选择不仅仅是地理坐标的变动，而是全球教育秩序中力量对比和知识来源的调整。
为何要成立国际STEM研究所？张端鸿分析，一方面，无论是气候变化、能源转型，还是数字化浪潮，STEM教育已经被视为支撑未来社会可持续性的关键环节。然而，尽管全球对STEM人才需求日益增长，长期以来却缺乏一个专门的全球性机构来统筹和推进相关议程。研究所的成立，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。其次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普及和质量提升的双重压力下，急需可行的参考案例。中国通过统一的课程体系和长期的数理基础训练，形成了规模化组织与高水平普及相结合的经验。研究所的设立，可以把这种经验转化为系统性知识与政策工具，推动其进入全球教育治理的公共产品供给之中。
上海的承载功能同样值得重视。作为一座超大城市，上海在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扩展，形成了对高质量STEM人才的持续需求。同时，上海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格局也使其在跨学科融合上具有独特优势，理工科强校与金融、法律、艺术等院校并存，为STEM教育提供了跨界支撑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上海基础教育在PISA（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）中的表现长期居于世界前列，这为STEM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从丰富案例中，上海中学前校长唐盛昌总结了中国STEM教育的特点：“第一，规模最大。第二，‘由上而下、由下而上、因地制宜’式系统推进，既有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，又有区域、学校的层层探索。第三，多模态多层次开展，呈现大中小学结合、校区云（学校、区域、云端）结合、教企研（教育部门、企业、研究机构）结合的不同形式。第四，与人文情怀的深度融合。第五，与学生素养和能力提升协同发展。”
然而，在沪设立研究所这一布局同时也对中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张端鸿认为，中国在STEM教育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“高均值”：适龄人口中有很大比例能够顺利完成数理学习，构成了雄厚的人才基盘。但与此同时，拔尖人才的创造力不足、原创成果偏少、跨学科突破有限的问题仍然突出。这种“高均值-低方差”的结构性矛盾，是未来能否实现从数量优势到质量优势转变的关键。而研究所的设立，为中国引入国际先进理念、改革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了制度性窗口。它的价值不在于简单的象征意义，而在于能否真正推动日常教学与教育评价的改变，把“能解题”转化为“能提出问题”，把“胜任”转化为“创新”。
就在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成立的第二天，同济大学科技中学微信公众号官宣，学校将全面对接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，实施大中衔接贯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计划，于2026年正式招生。据校方介绍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在同济大学十余个学院，80多位教授与20余位中学专家的共同推动下，已经在STEM教育大中小一体化建设，以及中学STEM教育的课程融合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基础。在不额外增加学时和学习负担基础上，学校将实行小班化教学和全员导师制，通过融合化、模块化、小班化的授课形式，讨论式、项目化的学习方式，探索STEM教育的中国方案和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新路径、新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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